《淡江红》第6章

  第6章
  放了寒假，要过旧历年了。章敬康的哥哥大年三十从日本考察完毕，飞回台北，腊尽冬残，一年将终，万里归人，为这个一向平静温暖的家庭，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欢乐。这个年，在章敬康是过得很快乐的。
  年初二，秦家兄妹到他家来拜年。第二天，他去秦家给秦有守的父母拜年，他们留他吃了午饭。秦有守说：“我们要到蔡家去玩，你一块儿去吧？”
  “不，”章敬康摇摇头，“我不想去。”
  秦有守还没有开口，秦有仪把眼一瞪。“为什么？”她很快地质问。
  章敬康不知怎么，向来对秦有仪有些忌惮，一见她这样子，赶紧摇着手赔笑说：“好，好，新年新岁，不要吵架！”
  “那么，去不去？”
  “去。”他委屈地说。
  秦有仪得意地笑了。
  “你这人也真是，”秦有守落井下石，还挖苦他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要有仪凶你两句，才肯就范。”
  “算了吧！”对秦有守，他就不那样好说话了，“你根本不懂，这是尊重女权。”
  “你这算什么？”秦有守笑道，“自我解嘲？”
  章敬康自己也笑了。
  就这样说说笑笑地，他们一起到了蔡家。蔡家大客厅中，拜年的宾客川流不息。小客厅中有两桌牌局，都是女客。蔡云珠的意思，是请他们到楼上去坐，回头等客人较少时，再来见她的父母。但秦有守认为这样不礼貌，于是先到蔡太太那里周旋一下，再到大客厅去给蔡先生拜年。
  蔡先生就像大部分成功的事业家那样，有一双精明的眼睛和一副老挂在嘴上的笑容。章敬康还是第一次见到他，想起他曾一再表示希望见面谈谈，总算很看得起自己，所以在礼貌上对他非常恭敬。
  蔡先生倒很愿意跟这些年轻人聊聊，无奈不断有宾客要应酬，只好把招待的责任交给了女儿。
  蔡云珠把他们带到楼上，一进屋子就说：“你们在这里吃饭，吃完饭我请你们去看电影。”
  “我们无所谓。”秦有仪指着章敬康说，“你问他！”
  章敬康忽然想到，在秦有仪心目中，他可能不够洒脱，一个大学快毕业的人，如果太保守，显得胆小拘谨，可能让人笑话。因此他不等蔡云珠再说什么，便抢着答道：“好，看电影我做东。”说完，顺手从果盘中拈了一粒糖莲子抛在嘴里。
  他的突然豪放了起来的姿态，显然引起了秦家兄妹的讶异，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但没有说话。
  “好，”蔡云珠高兴地说，“那么，我们再想想，现在找点什么花样来玩？”
  “这样聊聊天就很好了。”秦有守说。
  “那，你们先谈谈吧。”说完这一句，蔡云珠就转身出去了。
  不一会儿，她重又上楼，后面跟着两个女佣，一个端着咖啡和点心，一个抱着一堆五颜六色的英文杂志，分别摆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。
  蔡云珠扭开收音机，轻轻播放着室内乐，然后帮着女佣斟咖啡，同时嘴里在应酬客人。
  “mr.章，”她说，“那里面有本新到的《经济学人》。”
  “噢！”章敬康欣然伸手到杂志堆中去找，“一放寒假，没有到学校图书馆去，最近的《经济学人》还没有看到。”
  “嗯——”秦有仪故意像个小女孩撒娇似的挺着身子，对蔡云珠说，“你怎么只给章敬康找杂志，不替我找。”
  这是存心开玩笑，章敬康已渐渐习惯了，装作没听见。蔡云珠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她相当镇静，从容不迫地答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时装、电影，哪一种没有，你自己找吧。”
  “那么我呢？”秦有守紧接着问，自然也有些故意捣乱的意味在内。
  蔡云珠把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，抿着嘴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其中有一本，你可能会感兴趣。那是我父亲的朋友忘了带走的。”
  “是什么？”
  “你自己找吧！”说完蔡云珠挨着秦有仪坐下。
  她俩同看一本时装杂志。章敬康也找到了他的《经济学人》。只有秦有守翻一本，丢一本，嘴里不断在说：“不感兴趣！”
  忽然声音静止了。
  然后他爆发了欢呼：“oh，wonderful（哦，棒极了——编者注）！”
  秦有仪吓了一跳，一面拍胸脯，一面瞪着她哥哥。章敬康也放下了书，凑过去看，一看也被吸引住了。
  “是什么玩意？”秦有仪问。
  “man to man，你们不感兴趣。”章敬康这样回答。
  “谁说的？”
  秦有仪站到秦有守沙发后一看，一张印得极鲜艳的裸体女郎的照片，展现在她面前。
  “原来是这个，有什么稀奇？”
  “我们来研究一下她们的三围。”秦有守把那本man to man摆在面前的矮几上，秦有仪拉着蔡云珠围坐着——四个大学生以欣赏艺术的姿态，开始品评那些天体营中的美丽女性。
  女人，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总是最广泛的一个话题，他们由裸体女郎引申开去，谈到与女人有关的许多事物。他们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，自以为是成熟的知识分子，在学术研究应该自由讨论的大帽子之下大谈特谈。但措辞是很文雅的，有些难说出口的话，用英文来表达，彼此都无忸怩之感。
  他们的劲头大得很，这样一谈谈到天黑，才下楼吃饭。
  晚饭的场面也很大，一张中间可以转动的特大号圆桌，挤得满满的——两桌麻将，八位太太，他们四个，加上蔡先生，正好十三位。
  “怎么是十三个人呢？”蔡云珠点了点人数说，“我退出去吧！”
  “打牌我相信手气，吃饭我可没有这些洋迷信！”一位胖太太说。
  “这话倒是真的。”另一位太太附和着，“过中国年，不必讲洋规矩。”
  话是这么说，蔡云珠还是在踌躇，蔡先生夫妇也感到有些为难。这些迷信如果不说破，糊里糊涂也就过去了，一说破往往变得很尴尬，因为只要客人中有一个介意，便会搞得大家心里疙里疙瘩，吃得不痛快。
  就在这时，电门铃响了，蔡先生高兴地说：“问题可能解决了，云珠，你去看看，只要是客人，不管是谁，就把他留下来吃饭。”
  来的是蔡先生银行里的一个科长，姓吴。吴科长拱拱手向大家拜了年，算是招呼过了，然后从身上摸出一封电报，告诉蔡先生，说是纽约来的，请示处理办法。
  “好，我们回头再谈。”蔡先生看过电文，把它收在衣袋里说，“你先坐下来吃饭。”
  “谢谢，我吃过了来的。”
  “再吃一点，喝杯酒。”
  “不，不！我肚子装不下了。”
  “那你就坐一会儿。”蔡先生把必须要他凑数，来打破“十三”这个局面的缘故告诉了他。
  “原来如此，这我倒乐于从命。”
  于是，这顿饭才吃成功。菜是标准的湖南菜，大盘大碗长筷子，人又多，圆桌面的中心转来转去，麻烦而又热闹。加上吴科长善于辞令，说了许多有关洋迷信的笑话，所以这顿饭进行了很长的时间。
  饭后，八位太太赶着重赴“战场”，蔡先生和吴科长去谈公事。他们看电影的时间也到了，匆匆告辞。蔡先生跟章敬康始终没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。
  看完电影已十一点钟。由于新年的缘故，店铺不开门，也不开灯。平日灯火通明、色彩绮丽的西门町，这时阴暗得很。不一会儿，电影院门口的人潮散尽，更显得冷清清，一片凄凉。
  章敬康忽然想到了李太太。不知道她过年的情形怎样？李幼文是不是在家陪她……他的思绪一下子飘远了。
  “敬康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秦有守问。
  “啊？”他茫然地应了一声，接着反过来问，“说什么？”
  “我们谈了半天的电影，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？”
  “抱歉！”他老老实实地回答，“我不能不承认你所说的是事实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秦有仪问。
  “抱歉。这是我个人的秘密。”
  “你能不能送云珠回家？”秦有守又问。
  他还没有开口，秦有仪已学着他的声音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抱歉，我要早点回家睡觉，不能送。”
  这样一说，连章敬康自己也觉得好笑了。自然，他再有什么天大的理由，也不能不送蔡云珠。
  走到十字路口，秦家兄妹往左走去了。章敬康建议：“坐车？”
  “走一走好吧？”蔡云珠柔顺地回答，“在电影院坐得太久了。”
  “好的。”他自然表示同意。
  两人慢慢往蔡家所在的方向走去。人静路黑，走到路旁水沟边，他扶了她一把，她便自然而然地靠紧了他，这一来他不好意思放手了，挽着她的左臂，并肩漫步。
  章敬康可以说是第一次跟异性这样接近。她相当丰腴，臂上的温暖而富弹性的肌肉，给了他一种极为美好的感觉——现在是冬天，如果是夏天，她的手臂应是裸露的，那时候的触觉又不知如何？
  这样想着，他感到血液流得比平常快了，脸发热，胸部有一种受到压迫的紧张感。
  “下个学期你就要毕业了。”蔡云珠悠闲地说。
  “是的。这半年是最紧张的阶段。”
  “毕业以后呢？”她问，“有什么计划？”
  “现在还谈不到。”
  “预备出国？”
  这话问得他有些痛心，他的家庭培植他到大学毕业，已经很吃力了，出国留学自然是奢望。然而年轻人都是爱面子的，这些地方都不大肯说老实话，所以他含含糊糊地答道：“那要到时候再看。”
  “时候也差不多了，申请奖学金应该早些办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我父亲在美国有些朋友，或许可以帮你的忙。”
  “那太好了！”他故意这样说，“等我决定以后，再请蔡老伯替我写介绍信。”
  “他很乐意帮人忙的。”
  “是的，我看得出来，蔡老伯是位慷慨的好人。”
  “那是因为他也是苦学出身，从前曾接受过好些人的帮助。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不是件羞耻的事。mr.章，你说对吗？”她转脸看了他一眼。
  他敏感地以为她在劝他接受她和她父亲的帮助，所以不愿意正面答应。然而他也不能不同意她所说的话，否则就等于说蔡先生曾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可耻的。这样，就使他感到左右为难了。
  幸好，他很快地想到了适当的措辞。“这要看是怎样的情形。”他说，“要看这个人值不值得帮助。”
  他的话在逻辑上并不是针对她的命题回答的，但意思很容易解释，他仿佛在说，要像蔡先生那样的人，才值得予以帮助，而他是不值得帮助的。
  但是，他的话虽然那么含蓄，蔡云珠却很直率。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认为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最值得帮助的。”
  “不，不！”他怕她误会了，赶紧分辩着说，“我不是说我值得帮助，相反，我是说像我这种人不值得帮助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呢？”她转过脸来，用另一只手握着他的小臂问。
  虽是在暗影里，她这样双眸炯炯地望着他，仍使他清晰地感到像是承受着一种威胁，而他的不愿接受来自蔡家的帮助的理由，是不便明说的，因此讷讷地再也没说出话来了。
  “mr.章！”蔡云珠的声音温柔而诚恳，“我们认识虽不很久，但我是非常佩服你的，你有话尽管说嘛。”
  尽管她这样殷勤致意，章敬康还是不能不闪避。他用打太极拳的原理，反问蔡云珠：“你为什么佩服我？我有什么可以使你佩服的？”
  蔡云珠把头转了过去，身子却靠得更紧了。“这不容易回答。”她幽幽地说，“你知道的，一个女孩子对男性的感觉，常常是说不出所以然的。”
  这话的含义，以及她说这话的姿态，使章敬康震动了——感激与惶恐交织，引起他深深的警惕。他原以为她对他只是欣赏，即使有爱意，也是踩着谨慎的步伐向他走来的。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，蔡云珠对他不但默恋已久，而且已情不自禁地表面化了。这样，他便应该有个明确的反应，否则就会变成玩弄她的珍贵的感情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。
  于是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用很严肃的声音说：“蔡小姐……”
  刚说了三个字，就被她打断了。“叫我云珠！”她说。
  “不，”他很固执地说，“我还是叫你蔡小姐。”
  “mr.章！”她迅速接下去说，不容他有往下说的机会，“感情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不宜于在这时候讨论。我们暂时中止吧。我只希望你能把我对你的感觉放在心里。”
  章敬康自然不便再往下说了，他谈着些不相干的事，一路把她送回去，客客气气地道别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回想刚才的情形，忽然明白：蔡云珠听他不肯改用较为亲切的称呼，就已了解他对她的反应，她不愿他说出公然拒绝的话来，不仅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，而且也是怕闹成僵局，所以见机而作，不着痕迹地把话扯了开去。这样，彼此不伤感情，留下了余地。她可以重新开始来培养感情，寻找新的机会。
  照这样看，蔡云珠是个很聪明、很厉害的角色。他倒不能不佩服她了。
  但是，他不愿去多想蔡云珠。她是富家小姐，而且准备以施舍的手段去换取他感恩图报的爱情奉献，这是使他隐隐然产生反感的一件事。另一方面，他在下意识中又觉得为了一种责任，他应该对蔡云珠避得远远的。虽然，那是怎样的一种责任，连他自己都没有认真地去想过。
  他老想到的是李家。由想到李太太开始，然后想到李幼文，想到应该去给李太太拜年。
  于是，第二天上午，他向陶清芬要了一筒章敬业从日本带回来的紫菜，说是要送同学，其实是送李太太。对于李幼文，他也有一样新年礼物，那是他哥哥送他的一本非常精美的活页笔记簿。他不知道李幼文是不是喜爱，但他只有这本新的笔记簿可以当作一件礼物来送人。
  李家的门虚掩着，他叩了两下没有人答应。因为已来熟了，他便轻轻推门进去，在外面屋子提高了声音喊着：“李伯母，李伯母！”
  “啊！章先生。”李太太在卧室中回答，声音相当微弱。
  “李伯母，来给你拜年。”
  “拜年？不敢当。”
  这下他听清楚了，她的话有气无力，是病人的声音。“李伯母，你，你怎么了？”他不安地问。
  好久，李太太才回答：“我病在床上。对不起，不能招呼你！”
  真的是病了！“什么？我看看！”说着，他走过去一掀门帘，然后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  因为，门帘一掀，他就闻到了一股血腥气，同时看到她床前的痰盂中有半罐紫红色的液体。
  “李伯母，你吐血了？”他惊慌地问。
  “章先生，你快出去，脏得很！”李太太喘着气说，她的脸色如黄蜡一般，双眼枯陷，形状可怕。
  他自然不会退出去的，相反地坐到她床对面的椅子上，问道：“是胃出血？”
  “老毛病。我的肺不好。”李太太说，“从前养好了的，不知道怎么昨天又复发了。”
  “李小姐呢？”
  李太太不答，慢慢闭上眼，眼角有两滴泪水。
  这就不必再问了。他抬眼看了一下，只见茶几上有半碗冷的牛奶、一包药——纸包上写着昨天的日子。
  “看过医生了？医生怎么说？”
  李太太用手背拭一拭眼泪，答道：“昨天打了一针，算是把血止住了。说是——”她慢慢地顿住了。
  “说什么？”
  “说要静养。唉！拿什么来静养？早点死了算了！”
  章敬康心里难过极了！家家户户洋溢着欢笑，在尽情享受传统的佳节，而这里却有个贫病交迫、无人照顾的老妇人，被围困在生命的黑屋子中，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凌迟，甚至于连喊声“苦”都变得毫无意义——因为没有人听她的。这真是比死还要寂寞的寂寞。
  他第一次发现生命中的灰暗颜色，是如此的可怖。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，感到窒息得无法忍受，必须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  “李伯母！”他猛然站起来说，“我替你去找医生。”
  说完，他不等她答复，急急地转身，冲向门外。荒场上空荡荡的，有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。那些违章建筑的简陋的木板门，大多关着，门上贴了鲜红的春联，象征着平安和希望——这使他的心静了下来，然而他这才发觉，请医生要钱，钱在哪里呢？
  “章先生。”有人叫了他一声，他认得是李家的邻居张太太，以前在李家见过两次，算是彼此认识的。
  “噢，张太太。”他忽然想到这是新年，便又说，“恭喜，恭喜！”
  “你来看李太太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他神情黯然地说，“李太太病得很厉害。”
  “唉！”张太太重重地叹了口气说，“真可怜！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商量商量。你请等一等，我把这碗年糕汤送进去就出来。”
  目送着张太太端着一只小铝锅，匆匆进了李家，章敬康心里稍微宽慰了些——李太太倒还不是全然没有人照顾的。他知道张太太的先生做小生意糊口，境况并不太好，对于李太太不可能有什么太多的照顾，但仅是那一点温情，对于李太太应该就是很大的安慰。
  然后他又想到钱的问题。如果柯惠南在这里，自然可以帮忙，不巧的是柯惠南回马尼拉过年去了。此外，再想不起可以救急的有钱的朋友，而且又是新年，找人借钱也说不出口。
  那怎么办呢？他心里越烦躁，越不容易想出办法来。
  忽然，他看到左面有一家人家，闪出来两个男子，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，捋下戒指和手表，交给年轻的一个，匆匆嘱咐道：“快去！到当铺里摆一摆，能当多少就当多少。庄家发霉了，我一定可以翻本。”
  “过年，当铺不开门！”
  “谁告诉你的？你不懂！过年人人要赌钱，当铺比平常打烊的时间还要晚。”
  他们的这番话提醒了章敬康。他手上有他父亲买给他的表，衣袋中还有支他哥哥刚送他的新钢笔，两样东西当个三四百元总可以，无论如何今天请医生的费用是够了。
  因为难题已经解决，所以他能很从容地跟张太太讨论问题。她告诉他，李太太在前一天中午突然大量咯血，病倒在床上，但直到傍晚才被去邀她吃饭的张太太发现，当时请附近的尤大夫替她打了一针，并给了药，病势才稳定下来。她又告诉他，李幼文从年初一出去以后，一直没有回来过。
  章敬康不愿谈李幼文，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，是了解李太太的病，究竟是有怎样的危险性，才能决定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。
  于是他说：“张太太，我想今天仍旧得要请尤大夫来看看，同时我想最好我能先跟尤大夫谈一谈。”
  “好的，我陪你去。尤大夫就在巷口。”张太太一面走，一面又说，“昨天看病的诊费和药费，都是尤大夫送的。大家都是邻居，李太太又穷，看到她的情形，着实可怜得很。可是我们的力量有限，没有办法多帮她的忙，真是伤脑筋。”
  “是的，多亏得张太太。以后……”他想说，以后由他来负责。但他凭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呢？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  没有多少工夫就走到了尤大夫的诊所，门面相当简陋。章敬康猜想尤大夫大概是个没有牌照的密医，但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叩门进去。尤大夫在家，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大汉，一望而知是极其爽朗的人。
  “尤大夫，”张太太替章敬康介绍，“这位是章先生，大学生，他想问一问李太太的病。”
  “噢，请坐，请坐！”尤大夫自己先坐了下来，问道，“章先生跟李太太是……亲戚？”
  “不。”章敬康觉得很难解释，含含糊糊地答道，“是熟人。请问尤大夫，李太太的病，是不是很危险？”
  “当然很危险。”
  “那么应该怎么治呢？”
  “肺病，俗语称为‘富贵病’，除了用特效药以外，营养要特别丰富。最好能够到空气新鲜的清静地方去静养，病才好得快。这怕李太太的环境办不到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他点点头说，“目前呢？目前应该怎样治？”
  “使用特效药。”尤大夫站起来说，“我写个处方，把药买来，我义务替李太太治疗。”
  “谢谢尤大夫。”章敬康接过药方说，“我想请尤大夫再去看一看李太太。一方面我去买药，买好了送到李家来。”
  “你这样，”尤大夫确是非常热心，“这些针药你到南昌街一家药房去买，我写个条子你带去，说明这是我们大家帮人的忙。那里老板人很好的，他可以给你打个折扣。”
  尤大夫说完又写了张条子。章敬康把它跟药方折在一起，赶紧坐车到南昌街。先找到一家当铺，把手表和钢笔当了三百五十块钱，然后找到了那家药房，只半开着一扇门，到了里面一问，老板不在家。老板娘问他：“找老板有什么事？”
  “尤大夫叫我买药，说老板可以特别优待，这里有尤大夫的一封信。”
  老板娘看了信，也看了药方，说：“尤大夫是熟人，这些药我们按成本卖，大概八百块钱的样子。”
  章敬康心想不妙，他所有的钱连一半都不到，而且也不能完全买药，得留下一些给李太太做别的用处，于是他想了一下，问说：“这些药够多少天用？”
  “十天的量。”
  “我现在钱带得不够，先买两天的量。明天再来买。”
  “随便你。”老板娘说。
  两天的用量，就花了他一百七十元。买好药又匆匆赶到李家。尤大夫在等他，检点了他买来的药，替李太太先打了一针链霉素，然后把那些口服的特效药交给他，详细指示了服用的时间和剂量。
  等尤大夫一走，张太太把章敬康拉到一边，悄悄地说：“尤大夫说，肺病会传染的，在家里消毒不方便，最好能够把她送到疗养院去。章先生，你有没有办法找个不要钱的医院？”
  章敬康把她的话，很快地在脑中转了一下：肺结核是一种惹人厌的病。张太太那样说，自然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。如果不能把病人隔离开来，一定弄得邻居们怨声四起，这对病人在精神上是个大的刺激，有再好的药，也不容易收效。
  于是他说：“李太太的病，对她自己固然很重要，附近的邻居也很有关系。事情只有大家想办法一起来解决。我们分头去打听一下，再来研究，能不能把她送到什么肺病疗养院去。张太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  “不错，不错。我们就这样办。”停了一下，她又称赞他说，“章先生，你真是少年老成，像你这样才真算得是个大学生。”
  她的说法有语病，但意思很诚恳。章敬康便谦虚了两句，彼此分手。他仍旧回到李家。
  由于这一种情感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，李太太在短短一段时间中，前后大不相同，现在，她的眼中有了些光彩，说话的声音也比较高了。
  “章先生，”她用充满了感动的声音说，“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在想，我这个苦命的老太婆，还没坏到极点，能遇到你。但是，我实在也很不安，将来不知道怎样报答你。”
  说到最后一句，她的声音已有些哽咽。章敬康也很难过，便不住地劝她安心养病。李太太一面用手帕擦眼泪，一面点头。那样充分信赖的表情，对章敬康总算是种安慰，可是也使他意识到双肩的责任沉重。
  时间已经近午，他把买药多下来的钱，放在李太太枕头边说：“我先留下这些，过两天我再送来。你请放心，我去想办法，让你住到疗养院去。现在，我得走了。”
  “新年里，你也要用钱，你自己留一点吧。”李太太说，“药有了，别的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，而且我自己也还有百把块钱。”
  章敬康心想，无论如何车钱需要保留，便取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，放入衣袋。正要离去，听得大门作响，李太太努一努嘴，表示李幼文回来了。
  “妈！”一掀帘子，她愣住了，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。她发现情况不对，第一是她母亲的病容，第二是章敬康黯然的脸色，然后她看到痰盂，惊喊了一声：“血！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章敬康平静地答道，“你母亲吐了大量的血。”
  “妈！”李幼文飞快地跑去坐在床沿上，两手扶着李太太，惶恐地问道，“怎么会吐血的？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发了？”
  她不住地摇晃着母亲的肩。李太太软弱地垂着头，答不出话来。章敬康赶紧阻止她说：“你别这样子，这会弄得老人家头昏眼花，很不舒服！”
  李幼文很听话，立即放下了手，愁眉苦脸地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像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  “唉！”李太太面向床里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，“恐怕就是我死了，你都不知道！”
  李幼文的脾气又发作了。“又说这种没用的话！”她暴躁地吼着，“你们谁告诉我嘛，到底要紧不要紧？”
  “现在算是不要紧了。”章敬康耐心地说，然后把医疗的经过，大致说了一遍。
  李幼文长吁了一口气，然后讪讪地挤出勉强的笑容说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又伸伸舌头，做了个猜不透的鬼脸。
  李太太在病中，恨极了她女儿，但现在看到她这样子，心又有些软了，虽没有说什么，脸色却和缓了些。
  “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替你买。西门町的食品店，开门的很多。”
  “不要，谢谢你。”
  母亲对女儿这样说话，比责骂更令人难受。李幼文差点又要发作起来，但看到章敬康的警告的眼色，算是嘟着嘴忍住了。
  章敬康看看气氛有些不妙，便站起来说：“李伯母，你好好休养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  “你走好，我的病不要紧的，你用不着老摆在心里。大概你马上又要开学了，该趁这几天过年，好好去玩一玩。有空便来看一看，没有空就不要来了。”李太太慈祥地、絮絮地嘱咐，说到最后有些气喘。李幼文扶着她躺了下去。
  章敬康离开了李太太的病榻，临走前，向李幼文使了个眼色。她原来就想仔细问一问他，便很快地跟了出来。
  走到门外，两人都站住了。李幼文除去了矜持，现出了愧疚的神色，因此，她的眼中散射着温柔的光芒，显得格外美丽。
  “你母亲现在好得多了。”章敬康说，“我刚来的时候，看见了吓一大跳，像快要……”
  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，可是她能充分领会到他的意思，惭愧地低下头去。
  “病势本来就不轻，又没有一个人在旁边照料，她心里自然很难受，这样就更显得严重了。我跟张太太请了医生来给她看病，至少在心理上对她是一种安慰——我想，现在危险期可能已过去了。”
  “谢谢你。”她低声说，然后又抬头来问，“请医生的钱和买药的钱，是你垫出来的？”
  “医生不收费，买药没有多少钱。”
  “到底多少？我应该还你。”
  “算了，算了。”
  “不，不能用你的钱，而且我有钱。”
  “你有钱留着慢慢用，别管我。”
  “我看你也不会有多少钱，都花完了怎么办？啊！”她突然一顿，再问，“你的手表呢？当掉了？”
  章敬康没提防她有此一问，更感困惑的是她何以知道他当了手表？上当铺，在一个规规矩矩、要顾及体面的大学生来说，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，所以他下意识地把手往后一缩，答道：“我今天没有戴表出来！”
  李幼文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：“你撒谎的本事还差得很。嘴里撒谎，手上的动作却露出马脚来了。”
  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幼稚得像个小学生，更觉得不好意思，但又不能不承认，红着脸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把表送到当铺去了？”
  “这还瞒得过我？”她得意地说，“你看看你的手。”
  他把左手伸出来，发现手腕上一圈白印子，这明明是刚把手表脱下来的样子，于是心里又生了一个警惕——大嫂最喜欢问这问那的了，一回家，她一定也会像李幼文那样发现他的表不在手上，到时候该怎么回答？
  “现在闲话少说！”李幼文命令着，“把票子给我。”
  “什么票子？”
  “当票！”
  “噢，”他直觉地答复，“你不用管，我自己会去取的。”
  “你以为我没有钱？”她说，“我拿给你！”
  她里面穿着一件花衬衣，外套白色开司米的毛衣，再加上一件咖啡色的男夹克，解开一重重的扣子，从胸前掏出一张钞票——自然，衬衣只解开最上面的两个扣子，但他已能发现，她的钞票是从胸罩里取出来的。
  “看到没有？”她把钞票扬了一下，是张五十元的美钞。
  他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笔“财富”，便问：“你的钱从哪里来的？”
  “赢来的。”
  “几天不回家，你就是在赌钱？”
  她闭着眼点了点头。
  可怕！章敬康在心里喊。但他也知道，如果说赌博的罪恶如何如何，她一定认为是迂腐之见，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得要换个方式来规劝她，便说：“赢了固然很好，输了呢？”
  “输了就输了。”她答得非常轻松。
  “你拿什么输呢？”
  这话问得过于直率，显得有些不礼貌。而实际上给予李幼文的刺激之强烈，是章敬康无论如何也没法想象的。他不知道他问的话，正揭破了她脓血淋漓的疮疤。她拿什么来输呢？只有原始的本钱——她那病得要死的母亲给她的一副姣好的容貌和身材。在一张牌上面，如果她不是赢进手里的那张大额美钞，就得输去她的灵魂，像娼妓一样陪人到旅馆去过夜。
  这行为要一想起来，就像吞下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。她恨他不该说这话——好像在用餐时，有人谈到极污秽的东西那样令人厌恶，因此，她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骂了句：“你这个家伙，真讨厌！”
  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反应？这是他所完全不能理解的。自然，他很不高兴，但领教过她的泼辣，知道忍气吞声是最聪明的办法。“你不喜欢跟我说话，我走了。”他涨红了脸说，同时向后转。
  李幼文对他的观感，已大非昔比，再想一想，自己也确是错怪了他，便立即追上一步，拉住他的衣袖说：“别走，别走。你这个人，一句话不对，掉头就走，脾气好大。”
  她自己动不动就乱发脾气，反指责别人脾气好大，章敬康不禁觉得好笑。自然，这一来也就不会再生她的气了。
  “我们一起走。”她说，“我把美金去兑换了，先把你的东西取出来，再替我妈买点好东西吃。生肺病的人嘴馋，所以叫作‘馋痨病’。”
  看她伶牙俐齿地在说，那种少女的娇憨，真是动人。章敬康心想，她如果总是保持这样的姿态，那该多么美妙，这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。他又想，从她刚才看到她母亲的病容所流露出来的惶恐神情，证明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。温暖的感情可以改变她的气质，他极有信心地在想。
  走出巷口，看到一辆辆坐满了人的公共汽车，到站停一停，立即开走。他们便不再到站上去做徒劳无益的等待，叫了三轮车，先到衡阳路找到美钞“黄牛”，五十元美金换了二千一百元台币，然后原车转往南昌街。章敬康利用这段时间，把张太太跟他所商议的，准备想办法将李太太送到疗养院去的话，都告诉了李幼文。
  “能送医院当然最好。”她问，“你准备想什么办法？”
  “我正在想。”
  “我希望你能想出来。我不想找那些人帮忙。”
  从她的话中，他听得出来她跟邻居们相处得并不好。原来他就感到李太太的住院问题，在他是义不容辞的，现在受了李幼文的托付，更觉得自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。但是，有什么办法好想呢？
 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从衡阳街到南昌街，赎回了他的手表和钢笔，告别回家，一直到晚上，他整天都在苦思，只想出一个办法：到市政府社会局去申请贫病医药救济。但又想到，李幼文一定不会赞成，因为这不是体面的做法，所以实际上依然是一筹莫展。
  没有想出办法，就不能去李家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其实也不是那么急，只不过他自己脸皮薄，觉得说话没有兑现，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。
  为了解闷，第二天下午他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。散场出来，在书报摊上遇见蔡云珠，他心绪不宁，不想跟她打招呼，但却没法躲避。
  “mr.章！”蔡云珠把手伸了出来，问道，“到哪里去？”
  “看了场电影。随便逛逛，就要回家了。”他握了握她的手说。
  “看的哪一部？”
  “《新生》。”
  “噢。片子好不好？”
  “不怎么精彩。”
  “那我就不去看了。”蔡云珠停了一下，笑道，“走得有些累了，请我喝杯咖啡，休息一下，行不行？”
  她的说话技巧很高明，如果说她请他喝咖啡，他便可以推辞不去。现在她要求他请客，他没有办法不答应，那就索性大方一点，欣然答道：“怎么不行？你说吧，哪一家？”
  “国际，好吧？”
  “当然好！”
  她嫣然一笑，把手抬了起来。他只好挽着她，一起穿过闹哄哄的马路到国际饭店，在三楼找了个位子坐下。
  蔡云珠脱了大衣和手套，很悠闲地喝着咖啡，真像是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神气。章敬康在她面前，是被动的。她不说话，他也保持沉默，毫无目的地四面浏览着。
  四周坐满了人，整齐的衣着，热烈的谈笑，新年的气氛还弥漫着——在这里看不到贫穷和困窘，只有在那简陋的木屋中，才看到人间凄凉的一面。
  “mr.章！”蔡云珠问他，“今晚有工夫吗？”
  “有的。”他因为正想着李太太，便这样直觉地回答。
  “我想请你参加一个舞会。”
  “在你府上？”
  “不。是扶轮社主办的春节舞会。”
  一线曙光在章敬康心中闪现，他不回答舞会的问题，却问：“你是扶轮社的会员？”
  “不。”蔡云珠答道，“家父是的。他是一个社区的负责人。”
  “扶轮社是不是一个慈善团体？”
  “也不能说是慈善团体。它是帮助社会进步的一种组织。”
  “要社会进步，先要消灭疾病和贫穷是不是？”
  蔡云珠想了一下，很谨慎地回答：“也可以这样说。不过这问题太大了，做这些事情是每个人的责任……”她仿佛词穷了，然后她突然问道：“mr.章，你问它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加入扶轮社？”
  “我们当学生的，似乎还无此必要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你——你好像对它很感兴趣似的。”
  “这有一个原因。”他迟疑了好一会儿，决定说明白些，“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，最近tb（结核病——编者注）复发。她家里的境况很不好，所以我想打听一下，是不是可以请求扶轮社救助，让她获得免费的医疗。”
  “这不必找扶轮社，我可以负责替你解决。”
  她的语气很平静，看来像不当回事似的，这反让章敬康不容易相信了。“真的？”他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。
  “mr.章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谎，尤其是对你。”
  这两句话说得章敬康既惭愧又感激，而且隐隐有种沉重得不胜负荷之感。但不管刹那间的感情复杂，他都没有工夫去细加分辨，因为他急于要了解她准备怎样“负责替他解决”。
  于是他说：“蔡小姐，我很感激你。你能不能把你的办法告诉我？”
  “家父是防痨协会的赞助人，又是一家肺病疗养院的董事，每年都要替他们募许多捐，所以，送一个无力就医的肺病患者去住院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”
  “那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  这是出自衷心的道谢，蔡云珠微笑着接受了。他们都很快乐，原因相同，能为他们所爱的人解决问题了。所不同的是，蔡云珠是为了章敬康，而章敬康却是为了李幼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