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的系统不正经》第一千九百四十六章红若胭脂者为最

    世事难料，现在的陈文哲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土豪，不管是谁给他送来一件古董，只要有收藏价值，他都可以出高价买下。
    想要收藏什么，可以毫不犹豫的花钱买下，这得有极强的实力。
    最重要的还要有名望，很多人手里有了好东西，都会给他送过来，这种日子是原来陈文哲梦寐以求的。
    所以说，现在陈文哲也算是活成了原来最羡慕的人，能做到这一点，他还是很高兴的。
    而高兴过后，一些麻烦也接踵而至，比如一些争议极大的学术问题。
    因为出名，所以这种问题就不可避免。
    像是宋代到底有没有钧窑瓷？钧窑瓷真的可能是元代才出现的？
    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“钧窑”，其名最早是在明人写的《宣德鼎彝谱》一书上出现的。
    而在宋代文献上，根本找不到它的记录。
    原因何在？至今还是个谜。
    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，或许对破解此谜起点作用。
    钧窑虽然在宋代文献中没有记载，但是在它的发祥地南河禹县发现了它的古窑场。
    上世纪70年代，对钧台附近的窑场，进选取考古发掘。
    实物表明，钧台窑从北宋初年开始设窑烧造瓷器。
    当时为民办窑场，主要生产品种为白地黑花瓷，供民间生活所需。
    到了北宋中期，窑场规模继续扩大，品种也不断增加。
    除白地黑花、白釉加绿彩以及宋三彩、珍珠地刻花、绞胎、搅釉等诸多品种。
    还有青白瓷、刻印花汝青瓷、黑釉兔毫天目瓷和窑变钧瓷。
    然而，当时由于窑户对窑变瓷的不理角，以为是妖怪所为的不祥之物，于是一发现就把它砸碎深埋，以免兴风害人。
    在这次考古发掘中，从地下清理出20多个小坑，皆堆积有较纯的钧瓷碎片，分布范围达200平方米。
    这样的情况出现，其实就是上述迷信作法所致。
    而且还有文字可以印证，即“于大观间，窑变色，红如朱砂，谓英惑+度临照而然，物反常为妖，窑户亟碎之”。
    当然，也有不信邪的窑户。
    在宋徽宗“务以符瑞文饰一时”，士大夫“相与附会而为欺”的世风下，国人纷纷争向皇上献瑞邀宠。
    因而有窑户用窑变钧瓷进献，而被宋徽宗看中。
    而且当时正值建造“艮岳”，需要养植奇花异草的容器和陈设器。
    因而下会在钧台一处窑场，专门指定为皇室烧制窑变钧瓷的生产区。
    正如赵青云先生所说的，在古钧台附近发掘的窑场，分有4个不同品种的专业烧造区。
    即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瓷生产区；
    黑釉天目瓷生产区；青釉刻印花汝瓷生产区；钧瓷生产区。
    这最后的钧瓷生产区，成了被朝廷垄断，并派职官监烧的“官窑”。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当时在同一地区的4个生产区，各自在烧造不同的产品，无法用一个称呼来命窑名。
    而它们都在汝州的管辖区内，按唐宋窑以州名的惯例，故在汝州范围内的窑场统称为“汝州窑”或“汝窑”。
    因而在宋代文献中，多出现诸如“汝州新窑器”、“遂命汝州造青窑器”、“汝窑宫中禁烧”及“惟用汝器”等与“汝”有关的说法。
    宋代“钧窑”即在“汝州窑”或“汝窑”中，所以不再出现钧窑的称谓。
    只是到了明代宣德年间，因铸造铜炉需要参照物，对窑器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，将有别于其他青瓷的窑变瓷。
    按其产地钧台或钧州（金改）而称其为“钧窑”或“钧瓷”。
    于是，这时才有“宋代五大名窑”之谓。
    这一切都证明，钧瓷真的是宋代官窑，但是那时或许还未命名。
    2007年10月，考古人员在XC市文峰路建筑工地，发掘金代中期墓葬两座，出土文物中，有6件钧瓷器皿。
    所以，钧瓷可以说是种类多样，釉色典型，特别是支钉足天青釉彩斑大盘，更是不多见的精品。
    所以，“钧不入葬”的说法也不尽然。
    陶瓷史主流叙述中，钧瓷被视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，但其真正身世，一直扑朔迷离。
    “钧不入葬”之类的附会被一一打破，这样才能懂的钧瓷。
    明代，一种来自钧州的瓷器，带着斑斓的釉彩、粗朴的形制，闯入文人墨客的记叙。
    弘治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504年成书的宋诩《宋氏家规部》中，列举柴、汝、官、董、哥、定等窑口21座，钧州窑名列第14位。
    “深紫色者，粉青色带微紫者。质甚厚。”寥寥14字，是对钧瓷最初的描述。
    “钧州窑稍具诸色，光彩太露，器极大。”
    这是名士王世贞，对钧瓷的评价。
    张岱补充道：“多为花缸、花盆。”
    二人的言语，代表了明人对钧瓷的普遍印象。
    其一，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，只是显得太闹；
    其二，以大著称，而不是“钧不过尺”；
    其三，粗朴有余，可供栽花种草。
    均州，明清时期，钧、均相通，人们常将钧州窑、钧窑写作均州窑、均窑。
    均州窑圆者居多，长盆亦少，方盆、菱花、葵花制佳，惟可种蒲。
    万历十九年（公元1591年），剧作家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，认定钧瓷不堪大用。
    对钧釉粗俗的名称也很无奈，若均州窑，有朱砂红、葱翠青（俗谓鹦哥绿）、茄皮紫。
    红若胭脂，青若葱翠，紫若墨黑。
    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，底有一、二数目字号为记。
    猪肝色、火里红、青绿错杂若垂涎色，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，非别有此色样，俗即取作鼻涕涎、猪肝等名，是可笑耳。
    今天鉴赏钧瓷，乐于像看火烧云一样命名窑变图案。
    但明代人更喜爱单一的色调，尤其钟情明亮的红色。
    张应文《清秘藏》还为釉色排了个次序：“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，青若葱翠色、紫若墨色者次之……其杂色者无足取。”
    文震亨《长物志》记述了士人风雅的物质生活，壮硕的“均州窑”器物厕身其中。
    壮硕在瓷器当中，可不是贬义词，因为这样的瓷器，意味着敦实、或者说大！
    瓷器当中，打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烧制出来的。